作者：鄭艷(山東社會科學(xué)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)

包袋，作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攜物工具，是式樣繁多的實(shí)用物品，蘊(yùn)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與多元的功能。這些看似簡單的織物或皮革制品，如同一方小小的乾坤，展現(xiàn)了民眾的生活智慧與審美追求。

先秦時期，人們稱包袋為“佩囊”。“囊”算是古代使用最早、流行時間最久的包。像印章、手巾一類古人隨身攜帶的東西，大都放在囊內(nèi)。因?yàn)槟叶嗯逵谘g，故謂之佩囊。先秦時期人們已有出行帶包的習(xí)慣，且包有大小之分?！对娊?jīng)·大雅·公劉》中說：“乃裹糇糧，于橐于囊。”漢代毛亨解釋：“小曰橐，大曰囊。”漢代佩囊之風(fēng)盛行，西漢焦延壽《易林》記載：“完其佩囊，執(zhí)綏車中。”描繪了當(dāng)時人們佩戴囊袋的情景。一種叫“縢囊”的小型佩囊尤為常見。據(jù)《后漢書·儒林列傳》記載，漢光武帝于洛陽設(shè)立藏書之所，董卓作亂遷都時，藏書遭到嚴(yán)重破壞。其中，絲帛制成的書籍，大者被縫制成帷帳車蓋，小者被改制為縢囊。

除了使用絲帛制作外，囊還可以用皮革制作，皮質(zhì)囊被稱作“鞶囊”。東漢鄭玄為《儀禮》作注：“鞶囊也，男鞶革，女鞶絲。”性別差異在囊的制作材料上有所體現(xiàn)。三國時《魏武帝集》記載：“自佩小鞶囊，以盛手巾細(xì)物。”若鞶囊為皇帝所賜，則被稱為“綬囊”，持有綬囊者往往擁有官位爵祿，因此，包袋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?！端螘?middot;禮志五》稱：“鞶，古制也。漢代著鞶囊者，側(cè)在腰間，或謂之‘傍囊’，或謂之‘綬囊’。”

由于包與身份緊密相連，其在圖案設(shè)計、色彩運(yùn)用上均有著嚴(yán)格的規(guī)范與講究。綬囊中最常見的圖案為獸頭，有“獸頭鞶囊”之稱，其中虎頭圖案尤為普遍，因而綬囊也常被稱作“虎頭鞶囊”。東漢班固在《與竇憲箋》中記錄了“獲賜虎頭繡鞶囊一雙”的事跡。

在彰顯身份地位的包類配飾中，除綬囊外，還有一種名為“笏囊”或“笏袋”的物件，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。所謂“笏”，即指笏板，古代大臣在朝會時用于記錄的手持書寫板，專門盛放這一重要工具的包裹，被稱為笏囊。

笏囊的使用歷史可追溯至唐代開元年間。《舊唐書·張九齡傳》中有這樣的記載：“九齡體羸，常使人持之，因設(shè)笏囊。”宰相張九齡年邁體弱，難以親自攜帶沉重的笏板，于是命隨從為其背負(fù)裝有笏板的笏囊。這一原本出于實(shí)際需要的做法，卻意外地引領(lǐng)了一股潮流，當(dāng)時官員競相效仿。到唐武宗會昌年間，官員使用笏囊已經(jīng)蔚然成風(fēng)。馮贄在《云仙雜記》中便有這樣的記述：“會昌以來……百寮則各有笏囊，親吏持之。”

在古代官場與文人群體中，還有用于盛放文具或計算工具的包袋——“書袋”或“算袋”。算袋是用來盛放計算工具“算籌”的，被吸納為服制的一部分。北齊之后，受胡服影響，人們普遍佩戴掛有各種小物的“蹀躞”皮帶，算袋亦是皮帶掛件之一，沈括《夢溪筆談》中說：“帶衣所垂蹀躞，蓋欲佩帶弓劍、帉帨、算囊、刀礪之類。”唐代甚至規(guī)定文官上朝及辦公時，腰間必須懸掛算袋，否則視為失禮。除了書袋與算袋，還有一種“魚袋”，用于存放古代官員身份認(rèn)證的重要憑據(jù)“魚符”。

古代女性偏愛“香囊”，亦稱“幐”，主要由布帛縫制，內(nèi)置芳香物質(zhì)，其歷史稱謂“容臭”可追溯至《禮記·內(nèi)則》：“男女未冠笄者……皆佩容臭……容臭，香物也，以纓佩之。”這一描述揭示了容臭作為裝飾性香物，最初多用于孩童，意在驅(qū)邪避穢。元代陳澔《云莊禮記集說》中說：“容臭，香物也，助為形容之飾，故言容臭，以纓佩之，后世香囊即其遺制，昧晦也。”明代蔡懋昭纂修的《(隆慶)趙州志》中亦有“仲夏之月五日……兒童系百索、帶香囊”的記載，生動描繪了端午節(jié)期間，兒童佩戴香囊以驅(qū)邪避疫的場景。

漢魏之際，佩戴香囊的習(xí)俗愈發(fā)盛行，詩人繁欽《定情詩》寫道：“何以致叩叩，香囊系肘后。”詩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子，在偶遇心儀男子后，以身上的香囊等作為情感寄托，表達(dá)對男子的深情。這一描寫凸顯了香囊在情感表達(dá)中的獨(dú)特價值。

南朝宋劉義慶在《世說新語》中記載了一則關(guān)于謝玄的逸事。謝玄年少時便對紫羅香囊與手巾等配飾情有獨(dú)鐘，常將其佩戴于身。然而，這一行為引起了叔叔謝安的憂慮。他不愿看到侄兒因過分沉迷于裝扮而消磨了大丈夫應(yīng)有的剛毅與氣概。于是，謝安便巧妙地以打賭為由，將謝玄的配飾付之一炬。這一故事從側(cè)面反映了香囊等配飾在士人階層中廣泛流行的情況，在深層次上揭示了配飾在性別塑造中所蘊(yùn)含的復(fù)雜而微妙的意蘊(yùn)。

雖然香囊等配飾男女皆可佩戴，但其在女性群體中更為流行。香囊逐漸成為女性送給心上人的“定情信物”。如東晉干寶《搜神記》中“河伯招婿”的故事所述，河伯之女在與新婚丈夫分別時，便贈以香囊作為留念之物。唐代詩人孫光憲的《遐方怨》亦有“紅綬帶，錦香囊，為表花前意，殷勤贈玉郎”之句，印證了香囊在情感交流中的重要作用。

唐代皇室也很喜歡香囊。唐玄宗的寵妃楊貴妃便是香囊的忠實(shí)擁躉，其臨終之時仍佩戴著香囊。宋代以降，香囊這一傳統(tǒng)飾物又演化出一種更為實(shí)用的形態(tài)——“荷囊”，亦稱“荷包”。這一變遷強(qiáng)化了其作為容納與攜帶物品的包袋功能。

有一種官員佩戴的荷囊叫“紫荷”。南朝梁沈約《宋書·禮志》載曰：“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，綴之朝服外，俗呼曰‘紫荷’。”南朝梁蕭子顯《南齊書·輿服志》亦載：“肩上紫袷囊，名曰‘契囊’，世呼曰‘紫荷’。”這些記載表明，紫荷不僅是一種小型囊袋，也是官員身份的標(biāo)志。唐代魏征等編纂的《隋書·禮儀志》同樣記錄了這一現(xiàn)象：“以紫生為夾囊，綴之服外，加于左肩。”宋代詩人范成大在《耶律侍郎》中亦描繪道：“乍見華書眼似麞，低頭慚愧紫荷囊。”

明清以來，荷囊與荷包逐漸成了專門指代具有容納功能的包袋的詞語。明代姚旅《露書》中記載一個少年拾到一個荷囊，里面放著“四大錢”。清代杜貴墀《巴陵人物志》也有“碎銀荷囊”的記載。明代馮夢龍《古今小說》中記載一人“接過銀子看一看，將來放在荷包里”。清代陳康祺《郎潛紀(jì)聞·濟(jì)寧州志》中有“行裝多佩荷包……荷包所以儲食物，為中途充饑之用”的說法。由此可見，民間所使用的荷囊或荷包大小不一，其核心功能在于存儲物品。

能夠容納更多物品的“褡褳”，在明清以后的民間社會頗受歡迎。褡褳是一種雙層結(jié)構(gòu)的長方形袋子，設(shè)計獨(dú)特，中間有開口，兩端則用于存放錢財物品。使用時，人們會將其從中間對折，搭于臂膀之上，也稱為“搭連”“搭膊”等。在文學(xué)作品中，這一包袋形式多有提及?！豆沤裥≌f》中講到一個和尚見有人很窮，便“去自己搭連內(nèi)取十來兩好赤金子、五六十兩碎銀子”送給此人做盤纏。馮夢龍在《警世通言》里講到一個人“心慌起身，卻忘記了那搭膊里面有二百兩銀子”。褡褳可以容納較多錢物，清代陳忱《水滸后傳》說有人“平日積下約有三千多兩銀子，裝上搭連，跨馬加鞭，一直投北去”。

褡褳大小不一，較大的可以搭在肩上，便于攜帶;較小的則能掛在腰帶上，方便隨時取用。在清宮中，褡褳通常被制成掌心般大小，主要用于存放銀票及一些紙質(zhì)物品，佩戴于腰間。對老百姓而言，當(dāng)需要攜帶較多錢財與物品時，他們便會選擇使用較大的褡褳搭在肩上，以解放雙手，便于行動，而更大一些的褡褳則能夠裝載行李與干糧，供驢或馬馱運(yùn)，為長途旅行提供便利。

古代的種種包袋不僅材質(zhì)多樣，形態(tài)亦是千變?nèi)f化。其設(shè)計精妙，便于攜帶與使用。這些包袋能夠妥善容納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各類物品，諸如錢幣、糧食、文書典籍以及香料等，滿足了古人在不同社交場合下的攜物需求。同時，它們也是古代社會等級制度與禮儀規(guī)范的直觀反映。

作為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攜物工具，古代包袋不僅具備實(shí)用便捷的功能，更蘊(yùn)含著深厚的文化內(nèi)涵與豐富的象征意義。通過這些包袋，我們可以窺見古代社會的風(fēng)貌，感受古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清 《十二月月令圖軸》(局部) 作者提供

清 《雍正十二美人圖》(局部) 作者提供

清 姚文瀚 《仿宋人勘書圖》(局部) 作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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